“1949年5月3日深夜，四明山脚下一盏马灯摇晃——‘王司令，再晚一步就来不及了！’”传令兵一句话，将王建安从地图前拉回现实。解放军第七兵团已包围绥靖总队副队长方步舟部比较正规杠杆配资平台，局势看似水到渠成，却因为一个名字而变得微妙：方步舟，十二年前的红军师长，如今的国民党军官。
王建安并不陌生这个姓氏。早年在湘鄂赣根据地，他就听过“方师长”的游击传奇；后来也听说此人突然消失，队伍被打散，原因始终成谜。现在，当年的红军老同志带着八百人请求起义，接还是不接？他不敢擅自拍板，只能连夜致电上海，请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陈毅。
电话打通，王建安简要报告完毕。陈毅沉默了十几秒，口气平稳却含分量：“将功折罪，既往不咎。”短短八字，道出原则，也给了王建安定心丸。命令如石落水底，连夜传向四明山，各部迅速调整部署，解除对方部火力封锁，预留安全通道，翌晨天亮之前，八百余国军全部交出武器，编入解放军序列。
收编仪式上，方步舟戴着旧呢帽，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没人责难，没人发难，这种沉默让他喉头发紧。十二年曲折，把一个坚毅军人磨得满头白发，也留下了难以言说的负疚。仪式结束，他找到王建安开口第一句话便是：“请给我一个能死在前线的机会。”语气平淡，却带着决绝。
故事要往前推到1934年秋。中央红军踏上长征后，湘鄂赣根据地成了孤岛。时任红军独立师副团长的方步舟受命留下，坚持游击。不到三年，八百人扩充成五千，缴枪不计其数，区内百姓提到这支队伍，都会竖大拇指。可惜好运很短。1937年初，国民党调五万兵力，展开围剿。苦战三昼夜后，红十六师折损殆尽，只剩不到百人杀出重围。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和“国共合作抗日”的消息传到山里。伙伴们欢呼，以为从此可以集中火力对付日本侵略者。方步舟同样振奋，他给上级写报告，表示愿意率部北上接受统一指挥。然而计划刚刚启动，国民党另一次“清剿”随即袭来。部队行至湖北通山时遭伏击，一颗手榴弹把队形炸开。接着敌军机枪交叉扫射，山间云雾里血肉横飞。傅秋涛带援兵赶到，才算脱险，但损失已无法弥补。
战后检讨会上，傅秋涛严厉斥责方步舟疏忽侦察。隔着一张破桌子，方师长满脸倔强，话不投机顶撞了几句，气氛僵到极点。傍晚，通信兵递来一封没有落款的密信——妻子被俘，怀孕三月，国民党以母子性命胁迫其投降。对任何军人而言，这都是刮骨之痛。方步舟思索一夜，天未亮离营，只带一支手枪、一把指北针，五天后在龙港投降一二一师。
此事像重击锣鼓，很快传遍鄂赣边区。红十六师的几位骨干也先后出走。原本已经元气大伤的队伍彻底瓦解。对中央来说，这是不可挽回的损失。方步舟背负“叛徒”之名，自己也清楚，再想回头几乎不可能。
投敌后，他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距离。不让他打共产党可以，他就要求去打日军。南京方面看到这位前红军懂山地战，先是疑心，后见其屡立战功，却又放心不下，将他调回腹地“养伤”，边监视边利用。一张看不见的网就此笼罩。
武汉会战期间，守军被令撤退。方步舟拒绝弃城，写下辞呈拂袖而去。借旧时关系，他在鄂南自筹经费组织抗日队伍，与新四军暗中协同。因为这一层情谊，他多次试图接上党的组织。电报没回，信件石沉大海，甚至有人提醒他“好自为之”。日军投降后，局势急转直下，国共关系再度紧张，他的处境也变得尴尬：共产党不接收，国民党不信任。
1943年，内部告密把他送进军事监狱，罪名是“倾向共匪”。这一次若非同乡刘培初担保，很可能没命。刘培初欣赏他的指挥才能，保他出狱，让他担任绥靖总队副队长。表面看是提携，实则方便掌控。方步舟心知肚明，却又产生了大胆想法——“既然进了笼子，不如把笼子掀翻。”
1948年底，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东北、华北相继解放，华东一带压力山大。方步舟趁守卫松懈，暗联旧部，制订“护送”蒋介石父子计划。简而言之，就是先将二人软禁，再设法运往解放区。计划差一点成功，关键节点却被告密。刘培初震怒，签署逮捕令。方步舟带八百余人突围，向四明山奔去，一路打一路谈，最终选在解放军活动最密集的区域宣布起义。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起义在战场并非稀奇，但方步舟的身份、过往以及人数规模，使这件事格外敏感。对解放军而言，最怕的是假投降、真破坏；对国民党而言，这是又一次士气打击。陈毅那八个字既是对个人的宽容，也是对内部政策的再申明——起义有功可以抵罪，谁愿意跟人民走就给路。
编入新序列后，中央军委调令很快下发：方步舟任华东军区高级参议，随军南下，参与接管。有人私下打赌他会否逃走，他却第一个报名进入战火最炽烈的金门渡海前线。虽因战机变化未能成行，但态度已表明立场。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在安徽省军区工作，主要负责民兵与预备役建设，事务繁琐，却干得极投入。1955年授衔制度出台，他没有军衔，只得到一枚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问及原因，他只是笑，“戴多少星不重要，能留下就好。”
需要补充的是，1956年组织上为他平反，认定1937年投敌属“被迫”，不再追究，家眷亦获妥善安置。他晚年生活简朴，常对后辈复述一句话：“军人可以败，不可以躲；可以悔，更要改。”1970年病逝，遗嘱中唯一特别嘱托就是捐出全部稿费，设立烈士子女助学金。
回到1949年的那盏马灯。从夜色到天明只是几个时辰，方步舟的人生却仿佛跨越了几个纪元。一次选择带来十二年波折，又一次选择让他重返队列。战争年代里，个人命运与民族大潮紧紧缠绕，没有绝对的黑与白，却有清晰的是非尺度。陈毅的八字批示，把复杂的人事关系归结到两个动词：将功，折罪。也正是这种兼容并蓄，让无数像方步舟一样的“失足者”重新找回位置，为后来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奠基添上了独特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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